“我爸爸是个好警察，”何悠悠的声音像紧绷的弦，被此刻的情绪拨动，轻轻地发着颤，“他平时很忙，从来没给我开过家长会，案发那天还因为工作加班，差点忘了我的生日。但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在做对的事。”
偌大的法庭安静异常，人人静默侧耳倾听，或许在场的许多人同何远征一样，是警察，也同样为人父母子女，牺牲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却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的某天因为履行公职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一样的审判。
何悠悠顿了顿，继续道：“我爸破过很多案子，立过两次三等功，也得过很多嘉奖。他常常跟我说，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错怪一个好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就不应该被人冤枉，更不应该因为没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所以……所以希望法庭能把事情调查清楚，还我爸爸一个清白。”
女孩努力噙着泪水说完最后一个字，朝着审判席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才跟法警缓步走向门口。
“何悠悠，”审判长忽然将人叫住，沉默片刻方才开口，“法律如果放过了坏人，却错怪了好人，那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失职。所以请你放心，本庭会将案件事实查明清楚，依法做出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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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颂结束手上的工作，打开何远征案的庭审直播，审判程序已经接近尾声。
辩方律师正在总结陈词，熟悉女声自扩音器传出，和缓坚定，不卑不亢：
“综合全案证据，被告人没有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刑讯逼供的具体行为。袁大海的根本死因是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所致的急性心功能不全。如果将这一不可预见的死亡结果归罪于两名被告，那么对于刑讯逼供的审判就不再与法律有关，而是取决于被告是否‘幸运’。
一线干警是挡在人民群众和犯罪分子之间的最后一堵城墙，法律应当严厉打击刑讯逼供，但不应当将一名警察有罪与否交给‘幸运’，否则只会让所有的一线干警人人自危、终日惶惶，推诿不作为以明哲保身，而这显然不该是一份司法判决应有的社会价值。
所以辩护人恳请合议庭能公正裁判，判定何远征、王硕二人无罪。”
秦颂听到姜郁讲起“社会价值”，不由得失笑，想起当初她独立承办第一起交通肇事罪时，还是他告诉她，法院判案需要考虑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对法律sg条文的机械适用。
如今她将同样的话写进辩护词里如数奉还，他不觉得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对抗，反而觉得是两个人在法律审判的终极价值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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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下班时间，余薇拉着一整行李箱的卷宗回到市检，看见秦颂还在办公室里，干脆敲门进来，汇报今天庭审情况。
基于辩方先后几次提交的证据，余薇决定放弃对疲劳审讯的主张，而是坚持两次鉴定意见给出的观点，认为冻、饿及长时间固定体位导致袁大海心脏病发死亡。
秦颂却有不同意见：“冻、饿两点除了法医鉴定以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支持，辩方律师的反驳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最后只剩下‘长时间固定体位’这点，我们的胜算不大，毕竟袁大海每六小时左右就有松绑活动的时间。要知道，何远征和王硕第一次受审的时间可是十个小时。”
“你不能简单粗暴地把这些行为拆开，”余薇作为主办检察官，对秦颂的观点并不认同，“袁大海在看守所的身体情况一切正常，从来都没有过心脏病发的情况，怎么到了何远征的办公室就犯病了？受冻挨饿也好，固定体位也罢，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因素或许都不足以导致袁大海心脏病发，但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这也是死因鉴定报告给出的核心结论。律师当然会提反驳意见，不论我们提交什么证据，他们都有反对意见，但是针对死因的分析意见，肯定要以专业人士的意见为准。我不认为我们会输。”
秦颂没有再同余薇争辩，而是问她：“那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判处何远征和王硕有罪，这个判决结果的意义在哪？”
“意义？”余薇有些迷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刑事判决的意义无非‘惩戒’二字——既要惩罚犯罪行为，也要让其他人以此为戒，避免犯相同的错误。”秦颂解释，“如果说何远征和王硕的任何一项行为都没有刑法上的可责性，你却要让他们为袁大海的死亡负责，这个案子就算最后胜诉，真的有意义吗？”
余薇终于明白秦颂讲这番话的用意：“所以你劝我撤诉？”
秦颂并未否认：“如果接下来不能找到其他的突破点，我的建议是撤诉。”
副检察长发话，一锤定音。
“你就那么确定我会输给姜郁？”余薇比他晚入市检两年，知道他和姜郁从前的关系，此时很难不浮想联翩，“还是说，你更想让她赢？”
“这和输赢无关，”秦颂依旧面色沉静，没有因为她挑衅式的提问表现出任何不快，“我们的职责也从来都不是打赢官司而已，余薇，你应该很清楚这点。”
“我不清楚！”余薇音调略微升高，掩不住的气愤情绪涨红脸颊，案件已然到了最后阶段，现在撤诉无异于承认此前对案件的把控存在失误，她作为承办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当初同意起诉的是你，现在说要撤诉的也是你，我就跟着白忙一场，替你出头顶包挨枪子儿，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