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人一直不太看好赵馨怡的这个男友，希望两人早点分手，赵馨怡也为这事也跟宋晓川闹过矛盾，据邻居说经常听见两人吵架，有几次还摔了东西，闹得很凶。
警方为此对宋晓川更起疑心，觉得他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乃至动机，于是便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调查重点都放在了宋晓川的身上。
那时赵家上下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听闻宋晓川有重大嫌疑，更是对他恨之入骨。赵母一个劲儿地后悔自责，怎么没早一点让赵馨怡和他分手。就连刑警出身的赵成阳都没办法做到绝对理性，冷静下来仔细分析除了宋晓川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嫌犯。
现在回想起来，姜郁说警察办案是靠“有罪推定”，律师辩护才是“疑罪从无”，并非全无道理。当一切的取证调查都围绕着某个已经确定的嫌疑对象展开，距离终点越近，真相愈加明了，任何瑕疵疑点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人们更愿意相信心中那个早已定下的答案，而不是将一切推翻，重新开始。
所以当一切指向宋晓川的证据都被精心筛选出来呈递检方，那个由证据搭建而成的真相城堡也终于在迷雾中显露出来。城堡之中囚禁着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因为女友提出sg分手怒意中烧，在争执中失手将其勒死，后又通过伪造现场迷惑警方，以求逃避罪责。
赵成阳也曾对这样的分析推断深信不疑，直至他从何远征口中了解到那半枚指纹，而后又辗转地拿到市局留档的原始卷宗，发现其中更多疑点，开始了他漫漫无期的追凶之旅。
如今再度翻开这本案卷，赵馨怡被害现场的一张张照片依然触目惊心。赵成阳本能地想要跳过，却怕因此错过什么重要细节，只得一页一页仔细翻看。
翻到现场勘验笔录和扣押清单的时候，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反复核查几遍才发现了端倪——
其中并没有提到赵馨怡的手机。
警方一般会在勘验笔录当中详细记录案发现场提取的物品，如果需要作为证物带回，就要记入扣押清单，排查完毕之后再通知当事人或其家属领回，类似何远征案中的处理方式。
但这两份文件当中都没有提到“手机”。
案发当时智能手机已经普及，调查死者生前联系过谁是再寻常不过的破案流程之一。何况案发地点在赵馨怡的居所，手机不翼而飞太过蹊跷，需要考虑入室抢劫的可能，凶手就更不该是赵馨怡的男友宋晓川。
赵成阳由于当时并未参与案件调查，担心自己仅凭一点书面材料断章取义太想当然。于是托付姜郁借着会见何远征的机会再问问他，关于赵馨怡的手机还有没有印象。
看守所里的何远征仔细回忆良久，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当时只是法医，在现场的主要工作就是检查尸体，与负责痕迹检验的同事互相配合，并未过多留意房间内的物品。
“那后来调查的时候呢？”姜郁追问，“听其他同事提过赵馨怡的手机吗？赵成阳说，你们一般都会排查死者的通话记录。”
何远征道：“如果没有明确怀疑对象，那肯定要排查通话记录。但是当时大家伙儿的注意力都在宋晓川身上，想着怎么找到他杀人的证据和动机，就没人再关注通话记录了。”
案子过去这么多年，何远征又非主要侦办人员，只是协助参与，姜郁估计再问不出更多，只得道谢准备告辞。
“姜律师。”何远征又忽然开口，神情闪烁，犹犹豫豫，“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姜郁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看向何远征，道：“那就说来听听。”
她本以为何远征有其他关于案件的线索准备提供，却未料道他要说的竟是另一番话：
“当初我帮成阳，和他的想法一样，就是觉得他妹妹死得不明不白，不应该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哪怕私底下调查这事儿不合规定，我也是一直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成阳后来一气之下辞职不干，我觉得就有点过了。当然那时候情况也比较特殊，领导为了不让成阳调查，要把他调到省外去，他死活都不同意，当场就把警服脱了，说是如果找不到凶手，就决不离开松河。
我也劝过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妹妹已经不在了，就算找到凶手，人也回不来了，没必要赔上自己的前程。但他那时候一心想查案子，谁也拦不住。
后来他拿着那份名单一个个地去找上面的人，不仅要找到人，还要拿到生物信息，这真的太难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坚持了这么多年，好像他的生活里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儿值得去干，值得他花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
那时候每次他来找我，说是问问我的近况，其实都和他妹妹有关，要么是问我一些办案细节，要么是找我帮他验dna。
可能因为一直都没找到凶手吧，他整个人的状态也越来越差。要我看啊，就是有点魔障了，钻牛角尖儿，偏执。继续下去吧，没希望，放弃吧，又不甘心。反反复复就是这种情绪，再好的人都磨完了。”
何远征深深叹了口气，止不住地惋惜：“我不知道我说这些，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成阳把这些事儿告诉你，我觉得他应该挺信任你的。咱俩又不一样，他找我那是因为我能帮他，他告诉你那是真的拿你当自己人。所以我就想说……你要是有机会，能不能劝劝他？人这辈子还长着呢，别总把自己关在过去。破不了的案子多了去了，那也不能因为破不了案子，就把自己这一辈子都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