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阪商团得知自己和余生的联合办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得到美国人的认可后，商团中的所有人都兴奋不已。都觉得这一笔投资非常划算。而美国人计划兴办的新学校，和计划对日本原先已有的学校的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投入。
虽然这笔资金需要大阪商团承担大部分，但是，大阪商团可以凭借着这些学校，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全日本。甚至是原本由日本的世家财阀所把持的区域和行业。并且，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有人敢于动歪脑筋。大阪商团兴办的学校背后，可有美国人的支持。
在前景大好下，大阪商团投资的热情高涨，不需要美国人催促，余生和大阪商团的联合办学模式与教育方法，便在日本全面铺开。
一九四六年年底，由余生编写剧本，由华纳和米高梅两个好莱坞巨头，联合运营的两部反战电影，《美丽人生》和《辛德勒的名单》制作完成。并定于圣诞节上映。
虽然，按照正常的运营方式来说，电影的上映，特别是同题材电影的上映，最忌讳的就是抢上映档期。一旦有同题材的电影，集中在一日上映，这基本上就是两个电影公司正式宣战。而同一个公司，将两部同题材的电影，放到同一天上映，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不过，《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这两部电影却不一样。虽然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讲述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但风格却截然不同。而且，编剧都是同一个人。
在这两部电影的巨大艺术魅力下，刚刚看完《辛德勒的名单》，或者刚刚看完《美丽人生》的观众，都会有所好奇——这部电影便已经是同题材电影中的极致了，余生还能弄出什么鬼？
在这种强烈的好奇心的驱动下，那些原本只看过其中一部电影的人，便不由自主的想要看一看另一部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两部电影，因为余生这个名字，反而形成了一种捆绑销售。
很少有资深影迷舍得只看其中一部，而不看第二部的。文艺作品并不存在可以替代之说，往往是吃了第一个苹果，就会吃第二个苹果。
正因为有这种不那么明显的捆绑销售作用。这两部电影的票房，几乎可以算是比翼齐飞。在其他人目瞪口呆中，突破天际。
只用了一个周的时间。这两部电影的影响力，便席卷全世界。
一九四六年十月，正是纽伦堡审判结束，纳粹战犯被处死和关押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映这两部电影，其历史意味和艺术意味会被时代背景迅速放大。许多人都认为，这两部电影，是身为犹太人的华纳老板和米高梅老板捣鼓出来，纪念同族的。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东京审判相比，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明显要有效率许多。其最大原因，就是纽伦堡审判给德国纳粹战犯腾挪的空间很少，配备的律师也很少。
日本律师团针对英美法系的漏洞，制定的延宕战术，在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根本用不上。而且，纽伦堡审判中，被告的人数较少，只有二十二人。
对德国人审理如此痛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人差一点真的就统一了欧洲，让欧洲人真的心生忌惮。而日本人显然没有如此成就，日本人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欧洲很少有人认为日本人的蛇吞象计划真的能成功。
正因为欧洲人对德国人真实的忌惮，所以，在战后，同盟国内的许多国家主张对德国人处以极刑。
在二战中，差点被德国人的闪电战灭国，死亡数百万人的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即便不枪毙，也要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而德国纳粹的党卫军，最适合活埋。多活一天都是浪费粮食。
而被德国人的飞机轰炸的非常悲惨的英国人，也不再提自己国家的法治传统有多么的悠久。英国人认为，这些德国的主要战犯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应该不经审判就直接处死。
要不是美国人拦着，告诉欧洲列强，他们的屁股也不干净，大家都是通过打仗起家的。如果真要较真，几乎每个国家的上层，都剩不下几个人的话。德国人面临的就不是一场严厉的审判，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了。
所以，在美国人的建议下，第一个国际法庭，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在纽伦堡对德国纳粹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史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虽然德国人战败，但是，除了主要成员失踪或自杀之外，大量信奉纳粹思想的德国人却留存了下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会很快聚集起原本就为纳粹德国战斗的士兵。到时候，整个欧洲又会大乱。
所以，纽伦堡审判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将纳粹中的主要成员定下罪名处死，更重要的是在梳理纳粹德国所做所为的过程中，将其种种打破人性底线的事情公诸于众。让德国人自觉理亏，然后泄去一口憋在心中的因为战败而来的怒气。
其实质作用，就是“安抚”人心。当然，这种“安抚”的方式比较特别。
而德国纳粹所为，最突破人性底线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与集中营建设。所以，对于集中营的真实状况的审理与公开，以及关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集中屠杀的事情的梳理与公开，成为重头戏。
而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普通德国民众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的。经过二百一十八天的审判，有十八个德国纳粹前高层被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有十二人被处以绞刑。
其余大小战犯被执行死刑的，有近五百人。《辛德勒的名单》中，德国军官阿蒙的原型，便在这五百人中。
如果说，纽伦堡的审判书，只是平铺直叙的表述事实，那么，余生的这两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便是诞生于真实之上的诗歌。其中，辛德勒和基多等人的人性光辉，足以安抚那些在黑暗事实中悲伤痛楚的人。
对于那些经历过战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来说，《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两部电影中，所反映出的史实，与他们所经历的相同，却又有所不同。
因为有真实经历，所以给外有代入感。但由于《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这两部电影中的人性光辉，当这些人随着故事，再回忆当年往事的时候，并不感到黑暗痛楚，反而感到些许抚慰。
这些经历过历史真实的人，在观看《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两部电影之后，不由得将自己曾经认识的人物，将影片中的进行对比，试图找出原型。而当年被辛德勒救助过的犹太人，更是开始将电影中的人对号入座。
毕竟，即便电影中没有自己，也有自己认识的人。能从电影中，看到有人饰演自己的经历，很是难得新奇。甚至有人开始回想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并寄来信件，询问余生，基多的人物原型，是否是其所熟识的那个。
当然，这种对比的作用，并不止于此。当《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席卷世界的时候，辛德勒的善行终于广为人知。特别是犹太人。
如果按照真实历史的发展，辛德勒此人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会就此埋没。但是，要达到举世皆知的地步，还要等半个世纪之后，斯皮尔伯格拍出《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来才行。
可是，那个时候历史的当事人大多已经过世。纵然有人对辛德勒心存感激，也只能口头上说说，或者在旅行经过辛德勒墓地时，致以敬意。纯属于隔靴搔痒。
而余生的到来，生生将《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的出现，提前了半个世纪。这一来，不仅受到辛德勒恩惠的人，对辛德勒感激异常，许多经历过集中营的犹太人，对辛德勒的善念感激不尽。就连一些并非犹太人的，也对辛德勒所为感喟非常。
而辛德勒的住址也被人扒了出来。自从《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热映之后，辛德勒家中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拜访，并送来礼物。而且，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寄来。
除了感谢信和出席各种活动、接受各种采访的邀请信之外，还会有受到辛德勒救助，或者纯粹是看辛德勒花钱花多了，有些心生恻隐的人，寄来金额不等的支票，或者各色礼品。在一九四七年元旦时，辛德勒受到的信件和包裹，堆满了他和夫人所在的小院子。
而辛德勒当年，为了救助犹太人花出去的百万美元，在《辛德勒的名单》上映后一个星期，便通过电影票房和接受他人赠与的支票和礼物，给赚了回来。而这件事情，也被新闻媒体广泛的报道。善行有善报，正能量的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这些犹太人也对深恶痛绝的纳粹军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辛德勒的角度，可以看到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不到的东西，例如阿蒙的脆弱，和在泯灭人性的屠杀与漠视之中，闪烁出的人性火花。
这让受害的犹太人很是矛盾。从故事的角度看，这种叙述没有错。而且，救助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也有足够的人品保证其看到的大体为真。阿蒙的泯灭人性，只在于其受到的教育。
如果换一个角度，他是绝对的精英。
但是，从情绪的角度说，德国纳粹军官杀害犹太人无数，犹太人自然不会认可任何人讲德国纳粹军官的好话。不过，因为《辛德勒的名单》所叙述的大体属实，所以，却也没有犹太人对这种理智客观的叙述提出过异议。
如果说，电影是梦幻，而潜意识的梦幻其实是在寻找与表达自己的话，那么，《辛德勒的名单》与《美丽人生》两部电影，实际上最大的作用，就是让经历过战争伤痛的犹太人，从中找到自己。
特别是《美丽人生》中的基多，由于没有具体人物，作为人物原型，所以，在上映后有诸多猜测。许多犹太人将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某人的某个特质，扣到基多的头上。
并且，很愿意将这种巧合对新闻媒体诉说。于是报纸上，经常回出现《某某某，是基多式的英雄》。到后来，基多此人，几乎成为犹太人在二战中英雄的代名词。
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两部电影，毫无疑问有改变历史的能力。电影上映几个月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第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在美国洛杉矶神圣公民大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杰克本尼。
一九四七年的奥斯卡，并没有什么太出彩的电影。连能在后世留名的都不多。按照真实历史发展，一九四七年，第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是威廉惠勒导演的《黄金时代》。
威廉惠勒也凭此片获得最佳导演。连最佳男演员，也是出演此片的弗雷德里克·马区。此片在这一届奥斯卡，共斩获七项大奖，收获惊人。
如果单从影片质量来看，《黄金时代》也算得上是中上。故事讲的是三个同乡的军人，在经历二战战场后，乘坐同一架飞机复原回家，并逐步适应社会的事情。结局是好莱坞式的喜剧结局。
单从时代感和故事来看，老兵复原的故事，也算是契合时代主题。并且受众也多。按照当时的评论，就是“把希望和勇气带给退伍军人”。由于故事不错，甚至还在后世一九七五年重拍过一遍。
不过，这部电影跟《辛德勒的名单》与《美丽人生》两部电影相比，就差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