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的溃败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清军布置的失策，官兵的畏战无能，革命军战力的提升，革命军官兵精神意志的高涨，都是胜败的原因。
如果说之前清军的围困还显示出一些对峙和平衡的话，此次反攻则使很多人相信革命军不是没有实力，而是有意放缓军事进攻，以完善政务、经济方面的政权架构。
而按照此次反攻的战果，很多评论家认为革命军完全能够击败三倍到四倍，甚至更多的旧式清军。即便是面对新军，拥有实战经验的革命军，在相同数量的战斗中，也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南方的政府军显然已经无法压制或消灭革命党的部队，武器装备的差异几乎不存在，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便是官兵的意志和精神。在这一点上，旧式部队完全落于下风，数量不多的新军也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清政府想彻底扑灭革党，就只有调动中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才有胜利的希望……”
陈文强放下报纸，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这个洋鬼子说得很客观，判断也没有什么大差错。革命军壮大的速度确实很惊人，自己的资助很重要，广西兵的悍勇也是关键，充斥于其中的坚定、无畏的革命者更是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放眼全国，确实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对革命军构成威胁。当然，如果清廷调集南方的全部新军，也同样能拼凑出一支能与革命军作战的部队，但这也只是从人数和装备上考虑。
战争从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数字游戏，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从这方面来说，南方其他地方的新军，或者北洋军南下，革命军作战倒还有主场作战的优势。气候、水土、地形、地势等都对革命有利，远道而来的新军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如果能在西南重挫敌人，对以后的革命形势将有很大的影响。或许——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契机，为革命的和平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陈文强一贯以来的革命思路，哪怕暂时妥协退让，也尽量避免大规模内战，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相对和平的国家建设，这倒也不失为一个策略。
使敌人知道革命军的厉害和强大，日后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没有实力，谁会与你讨价还价，直接就用武力扫平了。
胜算很大呀！陈文强盘算着革命军现在的实力，以及吴禄贞和他手中的兵马，如果不超过两镇北洋军，革命军完全能够抵挡；如果超过两镇，那就需要他和吴禄贞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北洋军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嘴角上翘，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虽然不必过于担心清军的再度来攻，但陈文强还是要为革命军的强大再出些力。革命军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火炮数量少。这在与旧式清军和同样火炮不多的湖北新军作战时还看不太出来，但要与北洋军较量，就必须要加以弥补了。
本来陈文强还有些担心给革命军补充得太快，容易招致怀疑。但现在他的势力已经稳固，又有办法进行遮掩，管清廷信不信呢，反正目前肯定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作为地方实力派，陈文强能走到这一步，也全是清廷自己的失算，或者说是迫不得己的道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放松财权的举措使得地方要员成了既得利益者，清政府后来虽几经努力，但再难回收此权。
而洋务运动得以开展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便是由于清廷原有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当时，实际操办洋务的还是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掌扛起洋务运动的大旗，除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外，还因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的极度扩张，中央权力的下移使得拥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更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
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迹象已经日益显现，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围绕着厘金、税赋、关税、军费等等，当中央政府的举措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时，这样的冲突便显得激烈起来。
而借着西南战事的影响，陈文强紧抓住兵权，还不断地招兵买马，虽然不是督抚，却架空、挟制了总督袁树勋，对清廷的态度也是最跋扈的一个。不仅如此，他的势力还在湘、鄂两省施加着影响，借着编练新军，是越来越大。
但陈文强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还有很大不同，区别就在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
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到了庚子事变时，这种态度和行为愈演愈烈，终于摆到了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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