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想和你说话。”我说，抬起眼睛看他，“一定是孙毓的电话。”
业皓文盯着我，目不转睛，眼睛一眨不眨，他说：“你那个黑金刚怎么逢人就说会带他们去吉隆坡，吉隆坡是什么好地方吗？遍地黄金，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蜂蜜？”
我说：“我很讨厌你你知道吗？我不会把你算进我的几分之几里。”
他说：“你也是。你不算，你不算数，你不算在那些里面。”
我抽烟，他说：“秀秀说，你要说清楚，可是我说不清，你说我不欠你，可是我就是没办法不那么想，我就是愧疚，我就是……我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就不可以喜欢你？”
我说：“干吗非得多我一个？喜不喜欢，爱不爱的，这么麻烦的事，非得算我一个？”
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把你归类到哪里，孙毓可以不联系我，离开我，秀秀也可以走，可以离开我，他们都可以走。我不想你走。也不想你来，我想去找你。”
他的手机还是响。太吵了，吵得我没办法思考。我进去接起业皓文的手机，不是孙毓打来的，是什么河滨疗养院。
冯芳芳死了。她撑了两年，中风复发过，半边身体瘫痪，只有一只眼睛能灵活地看人，看我，恨我，手指僵得像鸡爪，还要掐我，抓我，挠我。
我两个月没见到她，她就死了。
业皓文回进来了，我把手机给他。他听电话，讲话，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一角，他坐在了我边上。我看外面，天色渐蓝，又渐暖。白雪反射出金黄的光芒。我指着一处特别亮，特别耀眼的地方说：“是不是在那里？”
我们出去找那个亮点。找了没多久，业皓文就找到了，确实是一枚戒指，像秀秀总戴着的婚戒。业皓文擦了擦上面沾到的雪，递给我。秀秀的手指纤细，我的左手尾指勉强能戴上。我点了根烟，业皓文也点烟，我们站在找到戒指的地方抽烟。太阳出来了，但还是很冷，我说：“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这么被冻死的。”
业皓文先是笑，接着骂了声。我笑笑，也骂了声。
按照融市的规矩，家里死了人要拉回家摆上七天，办完头七再火化，落葬。我有冯芳芳家的钥匙，和业皓文商量了下，我先回冯芳芳家收拾打扫，买点银元宝和香烛，布置灵台。我还买了个不锈钢盆子，买了点鸡鸭鱼肉，以作供品。冯芳芳的遗像我用的是她家里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张全家福上的她的形象。那照片里的她尚算年轻，笑得很开心，尹良玉可能只有十来岁。我拿着这张照片找了好久才找到一间影像店，扫描了照片，抠了图，放大了她的样子。
我在灵台上摆供品的时候，搞殡葬服务的人来了，是个中年男人，叫田富海，面孔有点油腻，说话倒很干脆，人也很精神，先递了张名片给我，接着一扫室内，说：“这些鸡鸭鱼肉不要，不要。”
我把鸡鸭鱼肉拿进了厨房。田富海说：“酒有没有？”
我说：“只有烧菜用的料酒。“
“也可以。”
我倒了一杯，他说：“太多了。”
我要去倒掉些，他忙劝住我，说：“不能倒，不能倒，这个酒不能倒的，你喝掉点。“
我喝掉了些，他又问：”糯米有没有？”
我摇头，说：“等会儿我出去买。”
他说：“嗯，不急，不急，和尚找了吗？”
我点头，和尚是小宝找的，小宝以前在老家的庙里吃过几年斋饭，庙和庙之间好像拥有什么庞大的人际网络，他不做和尚了，但是哪里的和尚他都认识一些。按照融市的规矩，人死了，头七，一定要找和尚做足七天的法事。
田富海点了根烟，指着灵台前，说：“你找个垫子吧，放在这里。”
我找了个沙发垫子，放在他指的地方。他说：“你跪到那里去。”
我跪在了灵台前，垫子上，田富海站着抽烟，问我：“香烟，红包都有吧？要给和尚的，提前准备好吧。”
我指指膝盖，问：“我现在能站起来吗？”
田富海笑了：“当然可以啦！人还没回来呢。”
我说：“我第一次办这个，什么都不懂，怕坏了规矩。”
田富海说：“中国人办葬礼规则最多，”他抽烟，“人死都死了，也不知道做给谁看的。”
我看他，他笑笑：“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我坐在了地上，点烟，抽烟。
十分钟后，业皓文来了，也跟着个搞殡葬的，田富海的同事，也姓田，叫田小兵，他介绍说，他和田富海是表兄弟，原先两人在老家做棺材生意，前几年跟着表叔来了融市干殡葬，常年出没在各大医院，疗养院，他们也有自己庞大的人际网络，光是把冯芳芳运进屋，摆好位置的这段时间，田小兵接了不下五个电话，电话那头不是什么李阿姨，就是什么张阿姨，不是有脑水肿的不行了，就是孕妇难产，一尸两命。小棺材没现成的，得现做，田小兵叽里咕噜地用方言讲电话。
田富海和业皓文招待一群工人——冯芳芳住的是老公房，没有电梯，她住顶楼，塑料棺材和尸体全靠人搬上来，业皓文给那些搬运工人一人包了个红包，一人一包烟。他带了不少烟，裤兜里塞了不少红信封，我出去买糯米，顺便又买了两条烟。回到冯家，田富海又来问我事，问我：“你们今天谁陪夜？”
我说：“我吧。”
我看业皓文，他在往红包里封钞票。我说：“他要上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