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除非是本人有强烈的愿望，而且能够接受手术失败之后的打击，那大夫才能考虑给他做。
这也是急诊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做断指再造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患者没有体会过失去拇指的痛苦，等到再造的手指头长好之后，他就会跟先前的拇指做比较。那自然比不上原装的。所以患者心理落差就会大，甚至充满了各种怨怼。
只有让患者体会过一段时间没有大拇指是多么痛苦多么麻烦，那么后面有个替代的，他才能感激，而不会再拼命地回想先前有大拇指时是什么模样。
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既然这位格命者并没有感觉失去了小jj有什么不妥，那也没必要非给他再弄出来一个不可，说不定有了以后他自己还觉得别扭呢。
那位母亲捂着脸哭出了声，然后拼命地道歉，她重复的次数多了余秋大概也能猜个大概，就是抱歉给他们添麻烦了。
余秋委婉地劝说这位母亲，假如他们真的希望儿子再造出个子孙根，可以跟孩子好好沟通，然后就在日本找本国医生做治疗。
其实命根子再造术的手术原理就是那样，余秋也相信日本大夫的手术水平并不差。论起开刀的精细程度，日本大夫也是全世界数得上号的。
那位母亲却拼命的摇头，为难的说出了自己的窘迫。
翻译在旁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转达着她的意思：“她儿子现在仇视日本社会，根本不愿意日本医生给他做任何治疗。当初他失血差点儿死掉，醒过来之后反而嫌弃先前的女友多事，他不愿意接受这些肮脏的帮助。”
余秋婷的眼皮子直跳，感觉这孩子可真是够不知好歹的，人家救了他还要被他嫌弃。实在可以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算了，这个手术她更加不能插手，万一有什么不好，哦不，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嫌弃，身体是患者自己的，他愿意怎样就怎样，旁人真的没办法插手，包括他父母在内。
翻译将代表团的意思转达了过去，余秋就看着那位母亲不停地掉眼泪。
日本人好像不习惯于在公共场合哭出声音来，可是那眼泪簌簌往下淌，也叫余秋瞧着心酸，她甚至不敢再将视线挪过去，有种无言以对的感觉。
双方擦肩而过，所有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站在医生的角度，他们肯定对这位母亲充满了同情，抱怨孩子真的太不懂事，可是现在的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他们不应该对于格命者的行为有任何指责。
他在遵循主席思想，他是主席的信徒，他们指责他的行为是不是在指责主席不对呢？
不过说实在的，余秋觉得主席背不起这个锅。
主席没有要求自己的信徒自杀，更加不会让追随者挥刀自宫啊。格命的热情燃烧错的地方，那可真是还没有开始战斗，先将自己烧得灰飞烟灭。
一个下午的参观时间里，余秋的主要精神都集中在医院的胃镜检查上。
直接点儿讲，她想弄一整套日本医院的病历表格回去。日本病例字少，出了名的少，加在一起就几百个字，但里头的内容却是面面俱到。因为他们的表格做的详细，关键点一个不漏。医生只需要勾勾叉叉就可以，不需要成天待在电脑前做打字员。
这样系统完善的表格大大节约了医患双方的时间，也有力的降低了纠纷发生的概念。
余秋穿越前所在的省人医胃镜室主任当初是在日本进修的胃镜技术，回国以后始终对于日本的病历表格念念不忘，认为就凭他们的表格，也能日本人提出五年内消灭胃癌不是天方夜谭。
因为从制度上，人家就将时间都花在了病人身上，人家早期胃癌发现率实在太高了。胃镜做的仔细，花费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多，所以问题很难被忽略掉。
跟日本的胃镜检查比起来，他每次都觉得对不起国内的患者，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就那么几分钟，要怎么仔细观察呀？
余秋直接跟翻译说了要求，日本方面倒是很大方，立刻就满足了她的需求，拿了一整套的病历表格过来。
余秋迫不及待地翻看。
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野心，那么对于病历的改革或者说明确病历模式是身心妄想的地方。只要干过临床一线医生，就知道病历究竟有多折磨人了。
她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除了搞科研写论文以及开刀之外，她剩下的时间有2/3的时间花费在病历上，1/3的时间才能分给病人。
可实际上对于病人而言，你就是把病历写成传世美文，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呀。你多看两眼病人给病人带来的安慰作用，都比埋头写出一整套病历强。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国内医疗环境就完全不允许这样，为了能够上台打官司的时候不被对方揪到小辫子，病历那都是要写成山的。
可是某些事情都是多做多错，你要写那么多病历，最后结果就是模板套模板，反而错误更多。
病案室的人检查得秃了头，错误一大堆，临床医生恨不得跟对方拼命。写个屁病历，他们哪有空写病历。矛盾都是内部自己造成的，内耗先让他们筋疲力尽。
有些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从一开始上头就没想做，直接将矛盾责任转嫁给下面，于是越走远弯，到后面就成了四不像。
余秋还没有看完手上的一套病历表格呢，前面传来了呼喊的声音。
那位格命者又开始挥舞着旗帜，拼命朝他们的方向呐喊。不知道他究竟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堵在中国代表团前进的道路上，要求他们代为引荐，他要亲自去见主席。
他的母亲在旁边拼命地拉着儿子，已经羞愧的恨不得要钻到地洞里头去，可惜无济于事。
情急之下，这位母亲朝着儿子大声喊了一句什么，然后那格命者如遭雷击一般，连手中挥舞的旗子都忘掉了，就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嘴里头反复念叨着：“真的吗？”
余秋因为一边走一边看表格，所以跟大部队之间稍稍有些脱离，就成了他目光主要注视的对象，叫着人的眼神吓了一跳。
她满头雾水，她哪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呀。
那位母亲泪流满面，一个劲儿的点头。
格命者又重复了一句：“你们真的是主席派来给我开刀的吗？主席知道我，西君帮我把信传递过去了!”
他整个人颤抖起来，突然间跪在地上，两只手高高地往上升起，嘴里头大声喊着：“主席万岁，主席万岁!”
余秋吓得浑身一抖，感觉自己应该离远一些。她本能地转头看翻译。
翻译表情一言难尽，他近乎于怨怼地看着那位母亲，一字一句的阐述现在的状况：“他妈妈说我们是主席派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所以希望他好好配合，不要辜负了主席的一番心意。”
那位母亲的手捏成了拳头抵在自己胸口的位置，脸上全是泪水，嘴里头不停地重复着：“拜托了。”
原本跪在地上前俯后仰不停叩拜的格命者，突然间一跃而起，飞速蹿到余秋面前，伸长胳膊抓住了她的肩膀，眼睛里头闪烁着的全是狂热的光。
“来吧，给我做手术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主席光辉照耀下的伟大奇迹。来吧，请立刻给我开刀。赤脚医生是遵循主席指示的格命医生，我们是同志。”
余秋吓得魂飞魄散，旁边的人赶紧过来，想要推开那神经兮兮的格命者。
然而他两只手却跟铁钳一样，紧紧地扣住余秋的肩膀，余秋都痛得呲牙咧嘴。
双方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两人分开，余秋几乎怀疑自己的肩膀要被这人跌断了。
辣块你妈妈的，老子欠了你的呀!
她在心中咆哮，老子给你拍开个屁刀。
她愤恨地想要咒骂时，目光扫过了那位母亲的脸。
悲痛欲绝的母亲跪在地上，卑微而哀怜地看着她，衰老的女人眼中的泪水几乎已经淌干了。
霎那间，余秋就说不出斥骂的话。
她知道母亲究竟有多无奈多绝望。
这是一位母亲，一位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殚精竭虑的母亲。
无关乎国籍，她就是一位伟大又可怜的母亲。
格命者的父亲呢，是不是父子断绝关系之后，他就将儿子逐出了家门？
他们家的田地呢，当初被分掉之后后面有没有再收回头？假如没有的话，家道中落的他们又要依靠什么生活？
可是无论多艰难，无论是不是整个社会都放弃了他，执着的母亲仍然陪伴在儿子身旁，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孩子。
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可这并不损害母亲的伟大。
余秋沉默了，没有再开口。
林教授过来帮她活动肩膀，轻声安慰了一句：“别怕。”
安保人员带走了那位格命者，只是他们也不可能将他投入大牢。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可能又会出现在中国代表团面前，到时候，他又要做出什么石破天惊的事。
余秋以为这件事只是整个访问活动中小小的插曲，后面他们会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参观学习交流。
没想到当天晚上他们返回饭店休息的时候，团长却找上了余秋。
团长的房间里头还坐着另外一个人，戴着黑框眼镜，不过身穿西装。
从他的穿着打扮上看，余秋怀疑是外事人员。
那人朝赤脚医生点点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求：“余秋同志，现在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务，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完成？”
余秋本能地警觉起来：“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
那人看了眼余秋，换上了轻松的语气：“很简单，对你来说很简单。北田武先生是位忠实的格命者，跟我们一样，信仰着伟大的主席。他现在遭遇了困难，作为同志我们有义务去帮助他。”
余秋沉默着，半晌才开口：“这件事情究竟是哪儿的决定？我没有想要推卸工作的意思，但是我希望能够从全局考虑问题。我们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刺激到日本政府？因为很明显现在的日本政府对于赤军是一个打压的态度。我们毕竟是中国代表团访日，目的是宣扬两国的友谊，要是再扯上意识形态的问题，说不定会弄巧成拙。不仅达不到访日的目的，反而可能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戴黑框眼镜的人摇摇头：“这只是一位日本母亲的请求，医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抱着同情心帮她的孩子完成了手术，而且这也是在交流两国的医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无关，医生是不问病人身份的。”
余秋的目光下意识地转移向团长，团长冲她点点头，她没吭声。
屋子静悄悄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两个人都盯着她瞧。
余秋抿了抿嘴唇：“这件事情我要想一想。这个手术我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假如失败了影响可能会很不好。外交无小事，我必须得慎重的对待。”
团长点点头，在中间说和：“这件事情不着急，他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今天先好好休息吧，明天想好了再给我们答复。”
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则皱起了眉头，语气加重：“你一定要好好考虑，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余秋本能的反感。她平生最厌恶的就是被行政命令做事，如何看病，如何治疗是她的事情，技术层面上的事她不需要外行指手画脚。你行你上啊，不行就别瞎逼逼。
这人就想着手术做好了有多出风头。他怎么不想想手术万一失败了后果又怎样？
会不会引起新的纠纷？甚至演变为外交风云？
回到房间的时候，余秋挂着脸。
林教授正在写参观心得，她对于日本妇产科的肿瘤学发展情况非常感兴趣，正在详细地比较两国的研究状况。
看见余秋回来了，她抬起头，关心地问了句：“怎么了？”
余秋说了事情，忍不住抱怨了句：“有的时候，我真想拧开他们的脑袋看看，到底是怎么长的？做事情能不能不要这样想当然，这件事情有这么简单吗？后面捅出篓子来，谁来背锅，谁来收拾烂摊子？是不是又要把责任推给总理呀？一群废柴，就会闯祸。”
林教授放下的笔，平静地看着余秋。直到她嘀嘀咕咕抱怨完了，老人才开口安慰：“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其实挺简单的，一对母子求诊，希望得到医生的帮助。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刀要怎么开，在哪儿开，单纯依靠你一个人是做不了手术的。如果日本医院不配合的话，那就没办法进行。”
余秋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教授：“教授，你希望我开这个刀？”
林教授摇摇头：“我其实是不懂政治的，我只看病人本身。而且我相信组织会做出最妥当的安排，我们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
余秋叹了口气：“这倒也是，那要看日本医院这边了，他们没人打麻醉，不提供手术室不舒服，不给后续支持的话，神仙也开不了刀。”
余秋脱了外套直接往床上一躺，开始踢起两条腿来。
她何苦杞人忧天，哪个医院会随便让外人在他们的地头上开刀，这可是全日本都赫赫有名的大医院。外请个美国教授过来开刀还差不多，找个中国赤脚医生，到底谁疯了呀？
可惜余秋低估了他们的执着程度与政治的复杂程度。
第二天上午他们结束了在医院的参观，准备稍事休整，明天前往制药厂。
结果日本院方就提出了请求，希望中国同仁能够开一台教学示范刀，好让他们学习新技术。
翻译表情古怪，一字一句地转达意思：“这儿没有开展荫荆再造术，但是他们的病人迫切的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希望余秋医生能够开一台教学示范刀，好让他们进行学习，将来也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团长平静地看着余秋：“这是关乎两国友谊的重要事情，小秋大夫，你要好好准备，全力以赴。”
余秋心里头有一万头草泥马狂奔而去，感觉整个世界的确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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