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她交代两个儿子：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耍小聪明，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哭是要哭的，但不要太悲哀，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
儿子果然平安无事。
这就是大智慧了。这种大智慧，许多女人都有。只不过在男权社会，她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渡过难关。
比如辛宪英。
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读如皮）的女儿。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曹爽和皇帝在城外。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要辛敞也一起去。
辛敞拿不定主意，去问姐姐。
宪英说：曹爽必死无疑。
辛敞说：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
宪英却说：怎么能不去？职守是人之大义，悲悯是人之常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大将军的属下，当然要去救援，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
于是辛敞出城，曹爽也果然被杀。事后，辛敞不无感慨地说：幸亏向姐姐请教，差点成为不义小人。
这样的女人，哪一点输给男人？
还有严宪。
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十八岁守寡，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司马懿则装病在家，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
族人说：何晏要灭傅玄，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
严宪却说：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司马太傅（司马懿）则不过“兽睡”而已。卵破雪融的，当然自有人在，但绝不会是傅玄。
结果不出所料，何晏被司马懿杀掉，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傅玄不比寻常。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傅子》等书，《晋书》有传。
严宪的见识，岂非在众人之上？
至少，远远超过曹爽之流。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
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
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艺人家庭），地位很是卑贱。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曹操因为反董卓，只身逃出洛阳，结果在中牟县被捕。消息传来，家中乱作一团，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
卞夫人挺身而出。
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曹君情况不明，为什么要惊慌失措？现在临阵脱逃，将来曹君回家，诸位可有脸面见他？再说大难临头，不正该同甘共苦吗？
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也非常敬重。因此，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恭恭敬敬地侍奉，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
丁夫人也大为感动。
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
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
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也非常会做人。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得体。
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卞夫人却说：丕儿能够成为储君，不过因为年长而已。至于我自己，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有什么可庆祝的？
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他说：愤怒而神色不变，欣喜而举止有节，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
没错。这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
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却能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谢安想要纳妾，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于是众人大讲《诗经》，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
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当然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于是故意问：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
众人答：周公。
刘夫人说：难怪！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
呵呵，魏晋那些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