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引起侦查员的高度警惕。侦查员还了解到，王惠椿逃港后曾委托周兴坤代表他管理其在北京的全部个人财产，并以其房租和股东收益的15%为酬劳。
为了进一步搞清周兴坤的特嫌问题，经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于以“严重经济犯罪”，宣布将其逮捕，进行审查。审查中，周兴坤如实地交代了他经济上的违法事实和从事特务活动的罪行。
1949年5月，和平解放后的北京人民**正面临着清匪肃特、禁烟戒毒、封闭妓院、收容乞丐等治理社会混乱的工作。为开国大典创造良好的条件。此时周兴坤携带美金3900元，由天津乘坐“湖北号”轮船，去**购买手表，进行走私活动。
他在**霓虹闪烁的花花世界里居住约70天，每天出入茶坊酒肆，尽情挥霍。7月初去台北，住台北亨得利钟表行，先后游览了台湾的日月潭、碧潭等风景区。
7月下旬，离开台北乘船经浙江定海沈家门到上海，后又去宁波老家居住两个月。后返回北京，带回手表200块。
他向亨得利钟表行的同仁说，本来从**买了300块手表，在途中丢了100块。周兴坤的这次港台之行，触犯了新中国经济方面的法律，而下一次却陷入了政治问题的泥潭之中。
1951年 1月上旬，周兴坤又携带3000万人民币(旧币 )，从北京乘火车经汉口、广州、深圳去**，仍从事走私手表的生意。到**后，住**利源货栈，在这里与亨得利钟表行的总经理王惠椿见了面，两人商谈了北京的房产及业务问题。不久，又迁住**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内。
2月的一天，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的职员周贤庚告诉他，国民党军界要人郑芝芳要拜访他，周兴坤早就听说过郑芝芳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郑子玉的弟弟。郑子玉是资本家，与周兴坤的私交甚好。这次来访可能是打听他哥哥的情况。
翌日，郑芝芳来到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和周兴坤见了面。周兴坤见前来造访的郑芝芳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国字脸，近视眼，说话声音洪亮。一接触，他就摆出一副国民党军人趾高气扬的架式，使周兴坤内心陡生几分怯意。
二人寒暄过后，郑芝芳详细地询问了周兴坤在北京的情况和其兄郑子玉的情况，尤其对他哥哥能够担任共产***的区政协委员之职，非常感兴趣。
周兴坤说:“共产党对我们工商界人士采取团结的方针，我和你哥哥都很好，像我和你哥哥这样的人都能参政议政，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周兴坤没敢这么说。郑芝芳没有再说什么，便告辞离开了亨得利钟表行。
郑芝芳是何许人也?
郑系浙江定海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空军做情报工作，1947年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主要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底，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他脱离了军界，跑到**继续做特务工作，为国民党军界搜集情报和物色、训练特务。然后派往大陆，从事情报或者破坏活动。
又过了几天，郑芝芳派人邀请周兴坤去德辅道的一个咖啡店闲坐。这次二人一见面，郑芝芳便展开了宣传攻势，时值朝鲜战事正紧，他大放厥词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美苏战争’，美国武器好，又有西方盟国的帮助，将来胜利者必然是美国。”又说:“苏联战败了，中共必然也会失败，将来国民党能返回大陆，那时，大陆仍是国民党的天下。”
周兴坤听着，心想:“国民党 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现在逃到一个台湾岛上，还想返回大陆，真是天方夜谭!”
郑芝芳见周兴坤不说话，便干脆亮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要求周兴坤回北京后发展郑子玉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为国民党搜集情报。并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哥哥是区政协委员，肯定知道共产党的一些情况。”
“这……”周兴坤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蒙了，他思忖良久，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个生意人，干不了这种事 !”
“不干 ?”郑芝芳把脸一沉，显得特别阴森可怕。“要考虑考虑你们亨得利钟表行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
周兴坤怕给**和台湾的亨得利钟表行带来麻烦，便无奈地点头同意了。郑芝芳要求周兴坤回北京后，策反郑子玉，成功与否一定要给**德辅道亨得利钟表行来信并转告于他，信中以“开店”或“不开店”表示郑子玉是否接受策反的暗语。
4月，周兴坤从**乘船经青岛至天津，然后返回北京。返京后第二天晚上，周兴坤就匆匆忙忙地来到东单象鼻子后坑9号郑子玉的家中。
郑子玉和周兴坤不但是生意上的朋友，而且是“浙江”的同乡，比一般的朋友更近一些。郑子玉见周兴坤从**回来，很是高兴，让家人拿出最高级的茶叶招待周兴坤，然后满面春风地问周兴坤:“周兄此次**之行，生意上还顺当吧 ?”
“还可以，只是**方面的手表价格稍有攀升。”周兴坤答道。两人就**和大陆的生意聊了起来。
最后，周兴坤悄悄地告诉郑子玉，他在**见到了郑芝芳。
“见到他了 ?”郑子玉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怎么知道你去**了 ?”
“不知道 !”周兴坤说:“国民党的探子们嗅觉很灵敏，也可能上次去台北惊动了他们。”周兴坤把郑芝芳的特务身份以及要挟他所干的事和盘托出。
“啪”的一声，郑子玉拍案而起，骂道:“这个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 !到什么时候了，还给国民党卖命 !还想拉我给他们效力，岂有此理 !”
郑子玉气得脸色煞白，然后对周兴坤说:“共产党对咱们不薄，咱们不干泯灭良心的事，我是资本家，共产党又让我当区政协委员，哪个朝代，包括国民党在内有这么做的 !只有共产党才有如此的胸怀 !”
周兴坤点点头说:“这个意思我对郑芝芳也说过了，可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
“不要管他，也不要给他写信 !”郑子玉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他这点能量也不敢对亨得利钟表行搞什么破坏，不要听他诈唬 !”
周兴坤心里踏实多了，接过郑子玉的话茬说:“郑兄所言极是 !我茅塞顿开，心里也有底了。此事你我兄弟要保守秘密，就像刮来一阵风又刮走了。”
郑子玉点点头说:“说得很对。”
5月份，周兴坤又给商界一个朋友谈过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事，也遭到了严词拒绝。周兴坤再也不敢活动了。
周兴坤在被审查的过程中，态度老实，竹筒倒豆子般地把他的犯罪事实交代出来。
但是法律是无情的， 1956年 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接受特务指示，试图发展特务组织”的罪行将周兴坤案件移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理，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