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突然，汤若望感觉自己有如被雷霆打击了一样，整个人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大明与后世闭关锁国的某些王朝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明确禁止过外来传教，甚至对于传教士带来的新技术，给与一定的鼓励。
但是宗教信仰这个东西，必须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
神权无论如何都不可以高于王权。
“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徐梁理所当然道：“朕是天子，你们却自称信仰天主，那么朕且问你，天主与天子的关系如何排列？是父与子？是长官与下属？无论哪一种我们都不可能接受。”
从利玛窦开始，译名就是中国人与欧洲人，传教士与传教士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一般来说，天主教在官面上回避了“天主”的问题，只说“天学”。万历年间南京教案中有一条攻讦天主教的罪状，其中便是“天主教”这个名称。
“陛下，臣作为北京教区的区长，希望能够参与这次会谈。”汤若望镇定下来：
“事实上，我以及许多教中兄弟都认为，龙华民兄弟的理念并不适合大明。”
“不适合在大明传教，”徐梁补充道，“至于是否适合大明，这应该由大明说了算。不过你希望与会的愿望我不能贸然答应，因为龙华民先生是耶稣会推荐的人选，而我并不知道大明还有教区区长之类的职位。”
汤若望自知失言，连忙垂下头去。可以说，他与龙华民之间的斗争是贯穿整个传教生涯的。
在利玛窦死后，龙华明作为天主教中国教区的会长，召开嘉定会议，希望彻底否定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龙系的激进传教士仍旧引发了南京教案，导致传教士被驱逐，在内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挽救天主教的人正是汤若望。
虽然他的资历并不算最高的，但他坚定站在了利玛窦的旗帜之下，甚至走得更远。比如他可以为了迎合达官显贵，给他们看风水，挑选吉日，这都是耶稣会内部对他不满的原因。
然而从参主持铸炮，汤若望的确一步步扩大了天主教的正面影响力，为大明所接受，还赐下《钦褒天学》匾额，高悬教堂，几乎成了护身符一样的宝贝。
如果放任汤若望继续下去，说不定中国真的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传教士会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摧毁华夏文明存在的基石，使得开放包容的中国人变成唯利是图、狭隘偏执的天主教徒。
徐梁费了数年功夫才将满清这头饿虎打跑，难道还会亲自引来天主教这匹野狼？
汤若望看着皇帝陛下远去的身影，心中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因为他在刚才的对话中坑了李雷思，以至于李雷思被“放逐”去了南京，这也使得这位西西里贵族对他心存芥蒂，尚未离开北京，就转而支持自己的老搭档安文思。
李雷思看到了汤若望的真相，彻底从一个调和者变成了敌对者。同时，他也认为龙华明回归大明主持教务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而促成这桩事的人，在他看来，恰恰就是汤若望。
“我们皆因亚当而有罪。”
李雷思在回南堂的路上喃喃自语，手中飞速转动圣母念珠，用《玫瑰经》来压抑胸中的不悦。
可眼前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实在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所以心中的烦闷，也只能是心中的烦闷而已。
……
四月中旬，《耶教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从是年五月初一开始，凡有僭称“天主”者，皆以十恶中的大不敬论罪。天主教在大明的官方名称有且只有一个：耶教。
至于是信奉耶和华还是耶稣，或是耶路撒冷、椰子汁……这倒不重要。
除了耶教这个名字不合传教士的心意，管理办法中严禁传教士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宗教活动，也让他们觉得束手束脚。这条之下，还杜绝了在士大夫家中进行宗教行为的可能性，不让传教士有漏洞可钻。
对于龙华明而言，这个规定是打在脊背上的荆条，虽然痛，但还能忍受。然而明廷宣布所有信奉耶教的明籍人士必须在户口上备注，同时抄报教录司、刑部。耶教信徒每旬都要主动去本县警察局汇报宗教行动，以及是否有违法行为。
这就有些宗教歧视的意味了。
教录司是大明僧录司和道录司的合成体，隶属礼部。其职权范围包括管辖天下出家人，以及兴建各种宗教场所的审批。
在这点上，徐梁给出了数目限制，无论是道是佛或是耶教，各省、府、州县的总数就是那么多，具体名额只有内部协商了。
这种明显崇道的行为，自然让和尚们不悦，但他们在教录司中只有一席，被道士压住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全民信仰来说，道教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起码家家户户都要供灶王爷，还要担心灶王爷上天庭告小状——这都是道教体系的世界观。
而且和尚们再不悦，也总比耶教强，他们在教录司连一席之地都没有。
龙华明作为一个外来者，很能理解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而且在与明国皇帝商谈之后，龙华明对传教有了更大的信心。
皇帝明确支持他“弥补利玛窦的过失”，将耶教主神改为拉丁语音译，不再使用“上帝”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词。
——中国人早在五千年前就拜上帝了，春秋时代就有了歌颂上帝的诗篇，那时候的欧洲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而如今却有一帮欧洲人跑来教育中国人该如何侍奉上帝，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同样不能使用的称呼还有“造物”，因为这与华夏传统信仰抵触，耶教必须尊重本地信仰。
中国信徒不能够祭祖祭孔的问题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这点上让龙华明大为震惊，因为他以为中国人对祭祖祭孔的迷信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中国皇帝的支持。
只是他不知道，一旦耶教严禁祭祖祭孔，不用明廷封杀，普通百姓就会自觉抵制。
更何况皇帝尊重耶教的教义教规，并不代表放弃了华夏传统。所以凡是有条件而不祭祖宗者，当以不孝论，发配辽东、台湾。
凡是不祭孔者……这个不用法律惩戒，光是儒生士大夫就能喷死他。
在单纯地得到了好处之余，皇帝也与龙华明达成了互助条款：外国人出入境管理。
凡是建兴四年以前到达中国的外国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必须申请大明签证。其中自然要提交各种身份证明，而这光靠市舶司和警察局很难辨别真伪。
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正是西方传教士冒名顶替的结果。
龙华明作为耶稣会教士。排斥其他修会是他的本能。如今正好借助外国人管理，将西班牙间谍挡在门外。道明会的“入侵”危机也能够顺利瓦解了。
建兴四年以后，外国人都必须在大明的驻外使馆取得签证，方能在大明的领土、海外领地入境。唯一例外的就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可以在澳门和台湾入境居留十天。十天内只要得到签证就能进入大明内地。如果签证被拒，则必须离开大明领土。
为此，徐梁不得不提前考虑驻外使节的人选。
按照之前大明的惯例来看，使节必须挑选学贯古今、言辞得体的人去，才能彰显我大明国威。
但如今国际形势与之前大为不同，所挑选的必须是见过世面，而且胆大心细的人去，起码敢于面对泰西之地的野蛮人，此事中华故土自己培养的读书人就差了许多。
而且中华故土的文人，大多有安土重迁的习惯，让他们离开肥沃的中华大地，肯定会非常不习惯。
所以使节的选择，必须要综合切慎重考虑。
这个消息被有意无意放出去试水之后，朝中百官视若危途，对他们来说，去朝鲜和琉球出使，就已经是受罪了。
若是在海上在飘荡半年之上，然后让他们跟一群茹毛饮血，没接受过中华教化的满溢一起生活个十几年，简直比杀头都恐怖。
甚至有人说，一旦被选中，索性犯点小罪，即便流放辽东也比去千万里之遥的葡萄牙要强。
有人躲，自然就有人愿意去。
在辽东改造的宋宜超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愉快，尽管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升值非常快。
甚至还在辽东战场上为国家立下不小的功勋，如今已经成为军部的一员。
但这种平凡的日子根本不是宋宜超想要的。
可他再想去打仗，天下已经几乎平静了，而且像是他这种之前留下过案底，造过反的人，想要升迁并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没有皇帝的照拂，每一日考核，其政治审查就是非常难过的一关。
所以宋宜超走了不少关系，终于见到了李岩。
“将军，末将有罪之身，德蒙圣恩，以脱樊笼，今国家有用人之需，末将愿出使欧罗巴葡萄牙国。”宋宜超上了题本，再三请求前往葡萄牙。
李岩知道葡萄牙的位置，也知道海上航行要好几个月，万一在船上染病就只有等死的份。就算没有染病，船行海上，风大了容易翻覆，风小了却又不足以张帆航行，在无风处一停就是数日，极为煎熬。
从这一点来看，李岩也觉得派遣武官去担任大使更加好一些，但是他更希望出身干净的武官去，只是眼下大明不仅仅文官缺人，武将也非常稀缺。
可李岩并不打算让宋宜超去，因为宋宜超其实在国家的人才库里面算是优质人才，只要坚持过了考察期，是要给与重用的。
“末将知道，此行甚为艰难，然而末将身负重罪，岂能不戴罪立功，为国君分忧。”宋宜超说道：“况且末将不是那种安于现状之人，希望参谋长帮衬一番，与陛下说和。”
李岩终究是爱惜人才，最终点点头。
徐梁对于大使的人选并没有特别要求，他已经写好了一本《驻外工作手册》，从签署签证到保护侨民——目前在欧洲还没有，乃至于对签证人的背景核查，对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的考察汇报，都一一做了规定。
只要是个智力正常，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按照这本手册去做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
“参谋长，宋宜超既然愿意远赴重洋，咱们也不该一味阻拦。”徐梁就此对李岩道：“有些人生来注定就不平凡，若是你觉得委屈他的才华，待他归国，再给与中庸便是。”
“任期十年也太过漫长，”李岩道，“他如今已经二十七了，十年之后如何在军中有个不错的发展呢？”
徐梁想了想，只好道：“那便五年吧。”
其实一头一尾算上路上的时间就要去掉将近两年，真正的任职时间也只有三年。身为大使还有传达明朝政策，影响欧洲国家关系的任务，如果更换太过频繁恐怕很难得到欧洲王室的信任。
李岩却觉得五年还是太长，不过再短就不用任职了，简直如同旅游，也只好答应下来。
最终宋宜超获得了朝廷的任命，为大明驻欧罗巴大使，驻节葡萄牙里斯本。
随行人员有大都督府派出的五名武官，统领一百名侍卫。另外还有翻译、医生、厨师、园丁等各色人物，的的确确是按照亲王就国的规制选派的随员。
在此之外还有少数几个年轻人，也愿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吏部因此又在欧罗巴大使馆之下设立了东南西北欧四司，委任司长，寻求泰西诸国反对西班牙的国家形成联盟。
如果算上之前第一批前往欧洲的水手、学者，大明在海外已经有了一支五百人上下的先遣队。而这次宋宜超以官方身份出使，无疑是掀开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作为对等原则，葡萄牙国王也委任了葡国驻大明的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