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越所有大人物中，最难见到的人当属总统吴廷琰和工投公司董事长李为民。
吴廷琰之所以难见，一是其本来就不喜欢抛头露面，习惯与民众甚至高级官员保持距离，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似乎想营造一种封建帝王才有的神秘感，进而达到树立其权威的目的。
邦美蜀省农产品展销会遇刺和“双十一政变”之后，他疑心更重，几乎足不出户。
李为民的情况与吴廷琰不同，作为工投公司董事长和“越华文艺研究会”领袖，他的事务极为繁忙，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剩下一半时间不是视察各工业村，就是走访下六省、鹦鹉嘴和祯沙地区的安置村，以及一些关系密切的天主教村庄。
对企业家、商会领袖、工人和农民而言，他曝光率很高，只要在国内几乎天天抛头露面。对国民政府驻越南共和国大使胡琏来说，想见他一面比见吴廷琰更难。
选择“工投系”正式接管第四战术区这个时候来芹苴，就是逼着李为民露面。
因为胡琏清楚地明白，以越南华人为主的“工投系”虽然顺利登上政治舞台，变向接管金鸥半岛，同时也把他们自己送上了风口浪尖。为确保北越、南解、吴廷琰兄弟以及其它反对派不会拿民族问题做文章，他必须比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避嫌。
事实证明，他目的达到了。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自然要把台北的意图说清楚，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1点多才结束话题。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8点，走出卧室，孙宁裕已让服务生送来一大桌丰盛的早餐。而餐桌左侧，居然坐在另一个不速之客，正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水果喝牛奶。
李为民乐了，坐下笑问道：“顾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
顾长庚放下报纸，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扶着桌沿笑道：“夜里到的，下午有个会，前几天下暴雨，把盛治通往大义的一座桥冲断了，绕道耽误了6个多小时，差点赶不上。”
“什么会？”
孙宁裕回头提醒道：“美国经济技术使团召集的下六省农村减租和稳定佃期会议，各省省长、地主代表、佃农代表全部参加。顾先生身兼薄寮土地执行特别委员会和侬人安置点乡村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也在受邀之列。”
“我呢，不会也要我参加吧？”
“领事先生列席，美国国际开发署派来一个特别代表，费舍教授正在路上，农村问题专家来了十几位，连国先生都受到邀请，您不在芹苴无所谓，在肯定要参加。”
“规格这么高？”
“《土地转移法》颁布施行6年多，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美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安排那么多对应资金，结果成效不大。北边那些省乱成一团，实在搞不下去，于是他们把目光转移到下六省，打算把金鸥半岛作为大后方来建设。”
美国佬有时候挺可爱的，李为民忍俊不禁地笑道：“这是好事。”
“所以一接到通知我就来了。”
顾长庚笑了笑，指着隔壁问：“李先生，听说胡琏昨晚败了润威他们的兴。”
李为民轻叹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华人都是他们治下的臣民，都应该听他们使唤。跑过来指手画脚，被我给顶回去了。”
“老蒋什么意思？”
“以戡乱救国、反攻大陆的大局为重，让我们支持吴廷琰铲除南解、收复北越。这么一来，bj就会像朝鲜半岛战争时一样派兵入越，甚至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他呢，就可以浑水摸鱼。”
“算盘打得挺漂亮。”
“不过他显然预料到我们不会那么听话，发现我态度比较坚决，胡琏立即拿出一封小蒋的亲笔信。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对我们的处境表示担忧，对国民政府无力庇护海外侨民表示歉疚。
最后言辞恳切地说，我们这些海外侨民将来该何去何从，最终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顾长庚沉吟道：“看来西贡肯定与台北方面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
李为民拿起一颗咸鸭蛋，若无其事地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现在的国民政府不是1945年的国民政府，现在的越南更不是1954年的越南，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
顾长庚点点头：“他们就是两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而我们已经拥有一定话语权，用不着被他们所左右。”
“就是，不说这些了，说说那个什么农村减租的事。”
顾长庚一直负责南部侬人安置点工作，随着工业村发展和形势变化，又全权负责协调天主教村庄及各工业村周边的“卫星村”发展，对农村情况了若指掌，堪称农村问题专家。
他喝完最后一口牛奶，如数家珍地介绍道：“美国方面同西贡1955年一起制定的减租和固定佃期方案太理想化，试图通过由地主代表和佃农代表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执行土地改革，希望借此在农村地区建立一套同日本和台湾差不多的民主自治政体。
7年过去了，结果表明这些努力基本上已失败。
究其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委员会成员不经常碰头，没有专职人员，严重缺乏执行力；二是在广大农村，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不可能有公允的协调。政府要求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25%，可租给谁、租不租，最终要由地主说了算。”
佃户属于弱势群体，就像后世天朝的《劳动法》一样，在强势的老板面前，哪个职员敢主张自己的权力？
李为民想了想，又问道：“不是有公田吗，《土地转移法》施行之后，政府从法国地主和本地大地主手里赎买了许多，现在的地主谁能拥有超过100公顷的土地？”
有“越华文艺研究会”统筹管理，南部侬人安置点、鹦鹉角地区和祯沙地区的安置点的农民同胞不存在这些问题，天主教村庄享受特权、各工业村周边的“卫星村”农民有工投公司照应，同样不存在这些问题。
他极少深入其它农村，对情况不了解很正常。
顾长庚苦笑着解释道：“在土地赎买这一环节上，政府存在太多问题。每公顷耕地市价大概在6000至7000皮阿斯特左右，工业村征地每公顷达到8000。政府确实是按照市价赎买的，不过赎买款并没有按照正常交易支付。
在实际交易中，政府赎买仅给10%现款，其余的90%则给年利3%的投资票，计划12年内付清。地主显然不会同意，真正落实的很少。并且这项法律不适用于公田，也就是说中部至少有44万公顷土地不在改革之内。”
孙宁裕在国家乡村干部工作队干过，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
看着老板一脸不解的样子，低声补充道：“公田就是祭祖用田，包括部分坟地，一般为山地，不适合种植水稻，全村人共有，由各家轮流耕种，收成用于祭祖开销。《土地转移法》规定每个人不得持有超过100公顷稻田，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轮耕15公顷祭祖用田。但由于祭祖用田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很难将田切割。”
天大地大，祖宗最大。
吴廷琰的“战略村计划”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与强迫农民远离祖坟有很大关系。想到全南越祭祖用田不会少于几十万公顷，李为民意识到推行土地改革有多难，因为涉及到传统，土地性质特殊，根本没法分。
“顾先生，特别经济技术使团请国先生、费舍教授和你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有什么更的方案？”
“他们有一套方案，不过能否施行最终取决于你。”
“我？”
“嗯。”
顾长庚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似笑非笑地确认道：“过去7年的实践证明，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农民根本无法与地主平等对话，根本无法保障其合法权利。美国方面希望工投公司能拿出一笔资金，美援管理团再提供一部分对应资金，成立一个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
由土地管理机构从地主手里赎买土地，租给或以分期付款形势转售给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实现农村政治稳定的最终目标。如果你没有意见，并能拿出这笔巨款，他们打算把每人最高持有100公顷稻田的标准，直接降到50%公顷。”
孙宁裕不无兴奋地说：“董事长，国先生和东先生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不管多困难都要挤出这笔资金，实在不行可以向银行贷款或再发售一亿美元工投债券。”
工投公司出钱最多，未来的土地管理机构当然要由“工投系”说了算。而这个土地管理机构一成立，就意味着彻底架空政府在农村的行政机构。
李为民岂能不知道这对“工投系”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不禁笑问道：“钱先生是怎么看的？”
想真正控制下六省，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顾长庚嘿嘿笑道：“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老钱坚决支持，甚至打算开办一个我们自己的乡村干部培训班，组建我们自己的乡村干部工作队。”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李大小姐在美国日进斗金，李大老板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一锤定音地说道：“行，就这么干！孙秘书，帮我联系国先生，请他在会上多强调困难，要让那些省长、县长和地主、佃农代表，以及采访会议的媒体记者知道，接这个烂摊子我们是很不情愿的。”